“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出版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创办于1780年，是一个蜚声世界的、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这个组织每年都要在美国及世界范围内选取当代最杰出的人才成为该院的院士。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是一套学术翻译丛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丛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文学批评领域的院士中，选择9位院士的文学批评力作，译介给中国学术界。所选内容涵盖诗歌批评、小说批评、戏剧批评和文化批评，尤其对当代美国诗歌批评的学术成果做了重点译介。该丛书力图通过对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家精心之作的翻译，向中国学术界展示美国文学批评家如何更新文学批评方法，以更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更包容的态度对不同类型的文学进行有效的批评。与一些所谓的解构主义批评不同，在这些出色的学术研究中，文学的边界不仅没有消失，文学本身不是正在死去，而是以新的特点获得了新生。负责任的批评家应该通过批评与阐释，探索文学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以及社会的价值，引导读者阅读和欣赏文学，从中得到教诲。
      建国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曾联合推出“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也共同推出了“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这两套丛书的选材范围涵盖了从古希腊罗马至现代的文学理论，几乎囊括了国外最重要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 80年代以来，大量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又被介绍引入中国，如以社会和历史为出发点的审美批评、在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批评、在人类学基础上产生的原型—神话批评、在语言学基础上产生的形式主义批评、在文体学基础上产生的叙事学批评，还有接受反应批评、后现代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文化批评、伦理批评、生态批评等。这些批评是我国文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批评方法，形成了我国文学批评中西融合、多元共存的局面，推动着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造就了我国文学研究领域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可以说，外国文学理论的引进极大地开阔了我国文学研究者的视野。然而，在一阵阵理论热浪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这就是文学批评偏离了对文学的批评。有一些打着文化批评、美学批评、哲学批评等旗号的批评，往往颠倒了理论与文学之间的依存关系， 割裂了批评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出现了某些理论自恋、命题自恋、术语自恋的严重倾向。这种批评不重视文学作品（即文本）的阅读与阐释、分析与理解，而只注重批评家自己某个文化、哲学或美学命题的求证，造成文学理论与文学文本的脱节。在这些批评中，文学作品被肢解了，自身的意义消失了，变成了用来建构批评者自己文化思想或某种理论体系或阐释某个理论术语的自我演绎。文学的意义没有了，文学的价值没有了，其结果必然是文学的消失导致文学批评家的自我消亡。这种倾向的产生，一方面是我们对西方一些影响巨大的思想家如德里达、利奥塔、拉康、赛义德等人的理论的误读或消化不良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在翻译介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时还没有为中国学者提供充分的可供学习和借鉴的范例。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选择了9部当代美国文学批评的力作译介给读者，试图展示当前美国文学批评界“理论热”之后建立在文本细读和学术洞见之上的另一幅批评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曾盛行于美国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开始在美国学界遭受冷遇。2006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时任主席、著名批评家玛乔瑞·帕洛夫针对文学批评理论与文学的泛文化批评乱象告诫同行说，大学的文学批评教授们可能是在“没有适当资格证明的情况下从事文学研究的……而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气候学家、医生、律师等必须掌握一套知识后才被认为有资格从事本行业的工作，我们的文学研究者往往被默认为没有任何明确的专业知识”（参见威廉·崔斯：“英文系的衰退”，《美国学者》2009年秋季刊）。美国布朗大学教授罗伯特·斯科尔斯也将大学英文专业的衰落归咎于理论的过度膨胀。在不少专家看来，那些花样翻新的时髦理论消弭了文学的人文价值，抽空了文学的道德情感内涵。美国国内的这一反“理论热”现象很快引起了我国文学研究界有识之士的注意，并引发了对“理论热”之后的美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热烈讨论。例如，本世纪初我国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与讨论，就是在理论热之后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深度反思。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的批评，因此文学批评不能离开文学文本。只要脱离了文学，不对文学的文本进行分析和解释，文学批评根本就无法存在。只要脱离了文学文本，所谓的文学理论只能陷于空谈。我们反对“不读而论”的概念推理式研究，推崇富有情感交流的、有个人洞见的对文本的解读式批评，主张批评者要担当起文学批评的伦理的责任。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我们此次翻译的这套文学批评丛书，就是为了给国内学者如何认识和理解文学批评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范例。